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草了一份刑事判决书（沪高刑字第1号），节录如下：

被告人：徐景贤，男，现年49岁，汉族，上海市奉贤县人。原是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写作班子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本庭确认：被告人徐景贤，……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并考虑到徐景贤尚能坦白交代……和在审判中尚能认罪，据此，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徐景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徐景贤，上海人称“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因“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老大”是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只能是“老三”。

徐景贤长着“奶油小生”的脸，颇有些风度，论笔头，不比姚文元逊色，论口才，远远超过姚文元，他作起报告来，一口气可讲三四个小时，若把其报告整理成文字，则是一篇篇思路颇为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奉城镇。1904年，其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一个小商人之家。徐宗骏1926年从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回到老家，他结识了中共党员李主一。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徐宗骏在李主一的帮助下，在奉城创立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请来的进步教师中，大都是中共党员，包括后来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曙光中学的“赤色活动”，引起了奉贤县长的恐慌。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李主一，并查封了曙光中学，4月7日的上海《申报》第三版登出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不久，徐宗骏逃到上海，开始在一所中学任教，后到上海交通大学任化学教师。此后，便脱离了共产党，一心搞他的业务。1933年，徐宗骏与前妻戴秋楠生下一子，他就是徐景贤。

徐景贤上中学时，接近中共地下党支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头脑灵活、笔头子又快，徐景贤进入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当一名干事，平时写写总结，起草个文件，为领导拟讲话稿什么的，倒也使他的政治头脑和才干有些起色。

这个时候的徐景贤很想出人头地，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上海甚至全中国的赫赫人物。他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根子浅，得有好的嗅觉，因此着意培养能揣测领导人意图的心理。

1957年，全国到处都在“反击右派”。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活跃分子是姚文元。徐景贤不甘寂寞，偶尔也发出几颗炮弹，以期引起上层注意。

后来，徐景贤转向写报告文学。他利用家在交大的有利条件，搜集交大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的事迹材料，写成了传记文学《穆汉祥》，被《中国青年》杂志连载。

很有些文才的徐景贤，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头头是道，笔锋甚是厉害。这支笔杆子频频外露，终于被张春桥发现，进入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是徐景贤发迹的关键一步棋。

从此，他在张春桥的鞍前马后跑来跑去，也可以经常听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声音。他想成名，想成为作家，但他热心政治胜过爱好文学。

“文化大革命”伊始，徐景贤猛然发现，当一名政治家要比当一名作家有出息

徐景贤的运气不错。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一代》，效果不错，柯庆施看了后，觉得正合他大力提倡“写十三年”的心意，于是派人去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轰动全国，成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去的是已当上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的徐景贤。徐景贤受宠若惊，卖力“提高”，成了作者之一。1964年3月，《年青一代》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并被搬上银幕，徐景贤随之名声大噪。

1965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著的《生命似火》，他得意极了，以题字之书，广送文友。

这个时候的徐景贤似乎在做着当大作家的梦。几乎是同时，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在《文汇报》登出，国人震惊。嗅觉灵敏的徐景贤暗自嗟叹“落后了”。他赶紧收起作家梦，一头扎入政治斗争。

1966年11月11日，王洪文、潘国平等头头成立“工总司”，未获当时上海市委的批准，他们便煽动群众冲向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北上“告状”，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客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停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成了张春桥一伙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的一“军”。为了把上海市委“将”死，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决定来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一“将”的棋子，他们找的便是徐景贤。

此时的徐景贤眼看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当他坐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坐椅时，惊奇的感觉像在梦中一样。

12月12日，姚文元从北京给徐景贤打电话，丢下一句十分重要的问话：“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聪明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诺。第二天下午，他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开会，传达了姚文元透露的信息。秀才们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劲头十足地密谋“内部开花”之举。

《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这一动向后，遂与徐景贤等联手，在中共上海市委内，扯起了一面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大旗。

徐景贤毕竟是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分别用了“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以体现“政策”的“不同”。

12月18日下午，徐景贤等一伙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蓄意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罪行。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飞到上海，向徐景贤等一班秀才说：“你们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张春桥的话不多，却使徐景贤等陷入无限喜悦之中。在密谋中，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1月7日，徐景贤第二次公开出面，伙同王洪文等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会后，出自徐景贤之手的“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四条巨幅标语挂在一幢十几层高的大楼上，令上海民众瞠目！

不久，徐景贤坐上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显赫位置。他很有些陶醉，甚至暗自惊叹自己的才干。有时，他揪揪耳朵，看是不是在做梦。毕竟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太容易了，恐怕他自己到现在都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春桥，郭沫若称其为“狗头军师”，的确不假。在这位“军师”眼里，徐景贤是一个很忠心的马前卒。他很欣赏徐景贤。徐景贤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屡屡不负主子的“使命”，“出色”地完成“咬人”任务。

1967年1月24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得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等23颗红色大印。红卫兵们为避嫌疑，又拉上了“工总司”和“农总司”的旗子。这消息传出，一心想当上海太上皇的张春桥急得团团转。“军师”毕竟是“军师”，这次他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狗仗人势，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没有春桥、文元同志点头，你们夺得了权吗？”他的一席话，赛过造反派的拳头，句句击中要害。红革会被逼无奈，承认了错误。

徐景贤的话深深激怒了红革会的红卫兵们。1月26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和“姚老二”。

次日夜，红卫兵们如期开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与徐景贤会谈。梳着油光发亮小分头、满面泛青光的徐景贤拱手“笑迎”。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红卫兵们连拖带拉，把他塞进一辆吉普车，消失在夜幕的上海街头。

这下可急坏了张春桥，徐景贤知道的太多了，万一说出什么，那就……

这回，张春桥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出马搭救他的“蒙难部属”。可真费了好大的劲，几乎搭上了他那颗阴险的脑袋。被放出来的徐景贤在了解这些内幕后，感激涕零，就差没喊张春桥“老爹”了。

于是，徐景贤更加卖力地跟着张春桥。疯狗集在一起，是要打架的。张春桥贴身的“福尔摩斯”游雪涛干的勾当，激起了他们内部的裂痕和不满。徐景贤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为了顾全主子的面皮，亲自出面向张春桥反映伙伴们的忧虑。张春桥油滑地一股脑儿把责任全推在游雪涛身上。

受张春桥之意，徐景贤亲自找游雪涛，向他发出严重警告：“你们的搞法像情报系统，这样的组织谁敢领导？如果有人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个特务组织，责任谁承担得了？”不久，游雪涛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为上海市民的笑谈。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文化大革命”中，“徐老三”迫害打击一大批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甚至连没见过面的陈毅、邓小平也不放过

1967年12月，上海爆发了有名的“康平路事件”：工人自卫队出动万余人包围了康平路的市委书记处，要找曹荻秋、陈丕显算账。徐景贤接到张春桥老婆李文静电话，要造反派攻打工人自卫队。徐景贤未有任何犹豫，立即通知“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朱永嘉，出动10万余人。在鲜血淋淋的水泥地上，徐景贤得到了主子的奖赏，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就瘫痪了。

王洪文

徐景贤在大上海，可谓是干尽了坏事，出尽了风头。当时的上海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做的“好事”的。

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徐景贤处处打先锋。他组织、主持全市批斗大会，鼓动如簧之舌，信口雌黄，骂陈丕显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甚至指使他人对陈丕显拳打脚踢，极尽摧残之能事。1968年2月，徐景贤又组织他那帮秀才，写文章公开攻击陈丕显是一个所谓“同我们党、同无产阶级”，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斗争了几十年的老反革命分子”。1970年，他在审定陈丕显的所谓审查报告时，又诬陷陈丕显是“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对曹荻秋这位上海市长，徐景贤丝毫也没有“怠慢”，他硬说曹荻秋是“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的“叛徒”。耿直的曹市长挥笔向中央申诉，可他怎么能料到这封信会落入徐景贤口袋里？他是被害死的，死不瞑目呀！

徐景贤的黑手还伸到了北京。他连外交部长陈毅的影子也没看到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1968年11月，他居然堂而皇之地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投降帝修反”、“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向党进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1969年2月，徐景贤又指使他人搜集“黑材料”，胡说陈毅“包庇反革命”。徐景贤的胆子真不小，他甚至编造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的“黑材料”。

魏文伯，这个名字，现在的人也许比较陌生，60年代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不知这位革命老人何时“触怒”了徐景贤，从1967年到1975年，徐景贤常常大骂魏文伯是“大叛徒”、“老反革命”。1968年，他还审定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旧华东局机关有鬼》的文章，诬陷华东局“聚集一小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叫嚣要“刮它一场十二级台风”，“把深藏在旧华东局机关的一小撮魑魅魍魉统统揪出来”。此言一出，华东局的命运可想而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徐景贤还把笔杆子插到了军队。1974年6月，徐景贤策动他人撰写大字报，派专人到南京军区机关张贴，“控告”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前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残酷镇压军内外群众”。1976年8月，徐景贤和马天水、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视察”上海警备区某一基层单位时，他公然说：“军队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对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的煽动，在军队内引起了动乱，干部、战士为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闹得不可开交。

徐景贤

徐景贤是文人，文人“革命”，有他的“特异功能”。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走资派”，自然成了徐景贤一伙文痞的咒骂对象。徐景贤指挥写作班子，发表了《要哪个阶级的自由？-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一类恶毒文章，肆意辱骂邓小平。

在文艺界，徐景贤说周信芳是“反共老手”，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组织“翻案集团”，说音乐教师张昆平是“恶毒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我们民族文化的精英，徐景贤却一再加以残酷迫害、致死。黄浦江的怒涛啊，控诉吧！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上海滩的“小兄妹”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四处打听消息。

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举国悲痛。

“四人帮”一伙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

在远离北京的上海，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徐景贤交代说：

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处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的中午，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说阶段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到了1976年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

10月7日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了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10月7日晚，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打个电话，接着又给卫生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处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来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就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讨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10月8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8日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10月8日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8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9月29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梁、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祖家耀打来了电话。祖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祖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肖木这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传来“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徐老三”召集上海滩上的“小兄妹”开会，密谋动用上海民兵发动反革命叛乱

当徐景贤一伙判断出“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徐景贤交代：

在我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我征求大家的意见，看下一步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9月28日的指令当中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依据。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得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8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体准备和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分手之前，我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我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的红色保密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保卫电台的连队，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当我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徐老三”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一向口若悬河的他变得舌僵口讷

10月9日上午，徐景贤紧绷的脸顿时松弛下来，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瘫在椅子上。原来他接到王秀珍传来的消息，说马天水讲，“四位首长”都很好，还向徐景贤和她问好呢！

警报解除了。

10月9日晚上，徐景贤接到北京电话：要他和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临行前又摸到了“四人帮”真的被捕的情况。徐景贤和王秀珍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向他们上海的那帮人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到了北京后，徐景贤、王秀珍便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曾几次给“家里”挂电话，那话是模模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徐景贤还未回上海。上海“家里”急了，“徐景贤这老贼把我们卖了”，愤怒的爪牙狂喊着。于是，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

10月13日，一向口若悬河的徐景贤出现在上海机场，此刻的他变得舌僵口讷了。

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拿出了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声称“想不通”，但他向中央表了态，保证回沪妥善处理。

当天晚上，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

不久，徐景贤从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又“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大，内容空”已不行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在那疯狂的10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劣迹了。

不久，徐景贤因犯反革命罪，被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在狱中，徐景贤供认不讳所犯的严重罪行。在铁窗下，他大概会领悟到了什么，也许他身边还回响着张春桥向他讲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个《红楼梦》的典故吧。